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我们随共和国一路走来，既目睹过全民除四害、大炼钢铁、大跃进等激情燃烧的岁月，又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浩劫，饱尝过物质匮乏的滋味。但回望过去，毫无疑问，在所有经历中对我们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我和我的同龄人很幸运，赶上了这个大时代，亲身经历了这场变革，并且在这场变革中，我们不但是亲历者，而且还是直接参与者。
改革开放四十余载，伴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悄然发生了许多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变化。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也不例外。回首过往，我认为对自己人生道路影响最大、最具有转折意义的，当数以下五次改变。
第一次改变，发生在1970年代后期。伴随着国家拨乱反正，重新恢复高考，我有幸得以通过参加研究生选拔考试，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录取的第一批研究生，从“老三届”变成了“新三届”。我的研究方向是金属热疲劳，导师是知名热处理专家束德林、郭新成教授。受十年动乱的影响，我们这些人读研究生时已是“大龄青年”，因此，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大家都特别珍惜，经常是除了晚上挑灯夜战，第二天天刚亮，就从床上爬起来念外语。在我的记忆里，在安徽工学院（现合肥工业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为不耽误学习，我们班的同学只到电影院去过两次：一次是去看当时风靡一时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另一次是去看刚刚从日本引进的电影《人证》。
图1、读研究生时的学生证内页（1979年）
第二次改变，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伴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和中苏关系解冻，我有幸通过教育部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举办的俄语考试，成为国家公派留苏学生的一员，登上了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我当时留学的地点，就是如今俄乌冲突最为激烈的顿涅茨克，彼时那里还隶属苏联。我的导师是著名冶金学家巴拉诺夫教授，他在卫国战争期间曾经上过前线，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战士。我在顿涅茨克工学院的研究方向，是模具钢被覆超硬金属碳化物。苏联高校当时流行搞“科研生产联合体”，我曾经跟我的副导师阿利莫夫教授一起，多次到位于顿涅茨克郊区的一个叫“伊里奇”的大型钢铁企业去做课题。
图2、在苏联顿涅茨克工学院与热处理教研室老师的合影（1987年）
第三次改变，发生在1990年代初期。伴随着国家干部制度改革，我有幸被从高等院校选调到国家部委工作。1991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组织上突然找我谈话，通知我即刻购票去北京，到机械部教育司报到。说来也巧，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兴起时，我作为一名中学生参加“革命大串联”到北京，正好就住在机械部隔壁的国家经委红卫兵接待站。在等待毛主席接见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早上，解放军带我们出操都要从有哨兵站岗的机械部大楼前经过。那时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在25年后，居然也会走进这栋气势恢宏的建筑上班，真是世事难料。1993年，我被调至机械部机械科学研究院（现称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该院是“一五”时期苏联专家帮助我国建立的大型科研机构之一，上世纪70年代以来，曾经先后走出过8位中央委员。1997年，我被从机械部机械科学研究院调到国家科委工业科技司。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科委更名为科技部，我被任命为新组建的高新技术发展与产业化司主要负责人和国家863计划联办主任，参与过若干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策划论证和组织实施。
图3、在科技部工作期间到华盛顿签订中美能源科技合作
备忘录。右三是时任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2003年）
第四次改变，发生在2000年代初期。伴随着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我相继被中央选派到两所“中管高校”担任主要领导。我任职的第一所高校，是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它是在本世纪初由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等三所部属院校合并而成的一所985大学，实力雄厚。2008年秋，我奉调到新利客服工作。新的新利客服，是由原新利客服、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等三所部属院校和湖北医科大学在本世纪初合并而成的综合性985大学，是一所百年名校。新利客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我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图4、在新利客服时与李晓红校长（右一）、李德仁院士
（右二）、李清泉常务副校长（左一）的合影（2011年）
第五次改变，发生在2010年代后期。伴随着国家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我从高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受邀到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继续发光发热。在这里，我主要分管“银龄助企”。习近平总书记对老科协工作很重视，专门作重要批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的指引下，我们围绕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相继在全国组织开展了“万名老专家进万家企业”和“老专家地方行”活动，直接参与这项活动的老科技工作者现已超过10万人次。我国目前拥有2000多万名老科技工作者，这是一个蕴藏着巨大潜力、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的人力资源“富矿”。退休以后，能有机会在老科协这个平台上，继续发挥作用，服务社会，创造新的人生价值，我感到十分欣慰。
图5、在河北唐山调研老科协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工作（2022年）
以上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我人生轨迹影响最大的五次改变。谨以此文感恩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并且向所有给过我帮助的人致以感谢。
（本文转载于2024年10月18日《中国老年报》，作者李健是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新利客服原党委书记）
